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步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但基础研究薄弱仍是科技领域的一块短板，重大原创成果偏少、顶尖人才和团队缺乏、科研环境不够优化等问题依然突出。12月7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门就此进行协商交流。现将有关发言摘登如下

　　此次会议准备充分，九三学社中央和教科卫体委员会准备了一系列调研和会前协商活动。双向发力明显，13位委员从基础研究规律、布局、投入、评价、平台基地、开放合作、环境学风等角度提出很好建议，也是对国务院《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颁布近一年来的总结。与会委员和各部门领导聚焦重点，凝聚了很多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我国科技创新也取得整体性、格局性、历史性重大变化。要进一步在新时代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建议从5方面加强：

　　一、把握好基础研究规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界限越来越模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周期缩短，新知识、新规律更快成为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引擎。我国处于“三跑”并存当中领跑和并跑不断增多的情况，必须构建先发优势，把握规律，既关注探索未知科学问题，把握先行发展的不确定性，又要重视从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解决深层次难题。

　　二、加强基础研究前瞻部署。要面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国际科学研究前沿及未来可能产生变革性技术的基础科学领域，促进国家科技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重视科技专项与基础研究互动融合。面对多元化需求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和成果应用。要创新政策，通过成立联合基金、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要鼓励社会捐助，探索公益性基础研究众筹众包新模式，形成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的合力。

　　三、注重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和开放共享。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实验室、“双一流”大学科研平台开放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强化科技资源特别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研究制定科学数据规范管理办法，形成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要提升重大基础研究平台对自主创新的服务能力。要把国家重大科技设施和科学数据中心的运行保障、开放服务纳入建设规划和运行考核，创新开放服务的动力机制，用制度性安排保障持续开放共享。

　　四、加强人才培养。推动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结合国家战略、科技计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鼓励大学培育新的交叉学科增长点，培养文理结合高水平复合人才。要高度重视创新环境与学风建设，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着力培养理想信念有定力、科技创新有贡献、科研管理有能力、学风建设有作为的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加大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政治思想引领、科学伦理教育和科研支持力度。要优化稳定与竞争性投入结构、关注骨干与青年科技人员收入分配的均衡性。要将评价重心由数量转移到质量上。要引导科学家将学术兴趣与国家战略相结合。要进一步加强科研道德伦理、诚信建设和社会监督，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环境。

　　五、提升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围绕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开展科学研究，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人才与国外同行形成多样化的研究集群。在积极参与国际共享的科技数据库建设和应用同时，坚定维护共享共建法定权益。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要加强与国际著名科技期刊合作，着力提升我国核心期刊质量、水平与国际影响力。

　　加强基础研究还要做好科学普及工作，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

　　科技创新，人的因素第一。尊重科技工作者主体性，为其创造良好工作环境，是科技发展的根本保证。这些年来，我国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技体制改革措施相继出台，科研人员工作条件和环境不断改善，但科技管理体制机制中违背科学基本规律的弊端未尽消除，其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干扰和消极影响依然存在。

　　以最基本的工作时间来说。1956年，党中央即作出保证科学工作者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于业务工作的规定。1975年，将此作为整顿科技战线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也提出，确保用于科研和学术的时间不少于工作时间的六分之五。但近年多项调查表明，我国科研人员直接科研时间平均只有二分之一左右。争取项目、购置设备、评估考核、申报评奖、审核报账、行政事务、社会活动等占据了科研人员大量精力。与发达国家相比，科研直接工作时间少是我们显著却又非常关键的一个差距。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原因是科研管理体制缺陷：过度使用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管理科研和进行评价，科研机构和大学行政化趋于强化，科学家对科研管理制度的制定缺少参与和影响，按照行政干部来要求对待。科研人员的主体地位、自由探索、专业评价得不到充分保障。

　　营造让科学家心无旁骛事业的环境，让他们能够专注于科研，使科技生产力得到释放，良好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习明确要求，“要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这需要长久和艰苦的努力。当前以下几方面应尽力做到：

　　一、制定保障科研时间的规定。尊重科学、尊重人才，要从尊重和保证科研人员工作时间开始。必须把这一条确定为科研管理的原则要求和纪律红线。有关部门出台制度、政策和规定，必须充分考虑科研时间成本。

　　二、遵循科学规律管理科研。实施科技领域的“放管服”，进一步简政放权，建立和完善符合科研需要的管理制度。一是大幅度提高对基础研究的常规经费支持，压减统合政府计划和项目，精简优化“帽子”和“牌子”。二是在继续优化政策基础上，赋予科研单位项目经费管理使用一定的自主权，探索较为弹性的管理方式，如抽检制和后处置。三是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和长效评价机制，强化学术共同体评价，减少过程评价，合理确定评估周期，改革职称制度。

　　三、坚定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改变科研机构和高校“行政化”趋向，业务干部管理要有专门办法。行政要寓管理于服务，充分尊重科研人员主体地位，强化学术委员会权力和职能。

　　四、坚决查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科研管理不宜苛细，科研法纪必须严明。这方面国家、有关机构和学术共同体必须有所作为，推动形成尊重学术、尊重坐“冷板凳”、尊重创新，和鄙薄投机、鄙薄弄虚作假、鄙薄平庸的科学文化，确保中国基础科研进步跃升。

　　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科学技术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曹健林：要实施好重大专项，必须要把基础研究做好

　　为充分了解我国基础研究现状、精准建言献策，今年6月和7月，教科卫体委员会组成调研组分别到安徽合肥和上海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组认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整体水平显著提高，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短板依然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顶尖人才和团队匮乏，评价激励制度亟待完善，企业重视不够，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

　　下面，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从重大专项角度谈谈基础研究。重大专项自2008年启动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带动了产业整体跃升。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前期的研究积累。随着重大专项的深入实施，我国基础研究不够充分、不够深入的问题越来越凸显，直接导致许多重大专项的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困难。显然基础研究布局已不足以支撑重大专项的快速实施。

　　要实施好重大专项，必须超前布局，夯实基础。要使重大专项顺利实施，相关科技计划必须协同部署，相互支持。建议：

　　一、按照国家科技发展前沿和国家战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有目的的部署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支撑新时期的重大专项。

　　二、重大专项在实施过程中，应不断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出新的需求，在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统筹部署，使得基础研究有的放矢。

　　三、重大专项要与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平台等技术创新引导专项衔接，相互支撑，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要与人才基地专项衔接，通过实施重大专项，凝聚一大批科研人员，建成一批创新基地，产出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辽宁省副省长，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柯：创新评价机制，形成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评价制度

　　当前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各类项目评审、各种成果评审、五花八门的“帽子”评审循环迭代，名目繁多，碎片化严重。二是评价过度依赖论文数量及期刊影响因子等简单量化指标，对科研创新性重视不够，导致研究工作跟风，炒剩饭，挤热点，追求短平快。三是学术评价“跑偏”导致学风恶化，学风恶化进一步导致学术评价更加“跑偏”，恶性循环。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是评价目的异化。目前的评价与利益分配过度绑定，科技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研人员和集体获得利益和资源的工具，偏离了评价“初衷”。二是评价体系管理“计划经济”色彩明显，许多奖励和资源配置都由政府主导，部门把控，评价标准和过程难免行政干预，这与国际上通行的科技评价由科学共同体主导相比相形见绌。三是评价过度简单草率，过度依赖定量化和非学术因素。

　　一、精简奖项。进一步压减国家奖励数量，缩小奖励范围，不搞大奖励，不造“星”造“神”。端正科技评价目的，回归评价“初衷”，政府逐步退出，科技奖励回归科学共同体。

　　二、精选专家。挑选真正的同行专家评审，把发言权交给懂专业的同行。评审委员会不在“大”而在“准”，头衔多职级高的评委不一定是真同行，人数多的评委会不利于评出真正的好成果。鼓励推行国际同行评审。

　　三、精细评审。借鉴发达国家几大科技奖项评审的成功经验，将评审原则由简单“票决”改为“事决”，依照“做了什么创新事对学科发展有什么作用”评判。评审人应该承担评审责任，建立评审信誉体系，杜绝不负责任的评审。

　　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惠彬：以航空发动机研究为例强化有组织的基础研究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长期以来，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还没有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完整发展道路，其中基础研究尤为薄弱。

　　以航空发动机材料为例，型号牵引和仿制为主的研发体系导致“多、杂、散”问题突出，主干材料不成熟，自主研发材料占比少。同时，长期测绘仿制消化吸收不够，对深层次基础问题理解不到位。建议：一是尽可能在未来重大科技专项中设立基础研究。二是对条件建设经费统筹运用，相对集中、系统建设基础实验设施，大幅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和设施利用效率。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补齐新时代基础研究的发展短板

　　进入新时代，国家基础研究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科技工作者日益增长的科学探求好奇心、对科技引领创新的美好向往，与科技资源的不充分、资源配置不精准、在不同领域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资源不足仍是突出矛盾。在中央财政用于开展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中，呈现着“腰鼓状”，即重大项目与自由探索两头大，而作为起承转合的重点项目不足。每年用于重大专项的基础性研究经费有数百亿，每年新增的单个学术带头人主导的自由探索项目有数万项，用资也在数百亿，而数额为数百万到两三千万的重点项目资助不足，总额仅有几十亿。

　　做细科学评审工作也是难点之一。评数量易，评质量难。难就难在：从数量评价转到质量评价缺乏让非同行便于理解的度量指标；同行评议受到关系网的侵蚀；对非共识项目，无论是主观评价还是客观评价都很困难；交叉学科评审还会遭遇学科壁垒、同行稀缺、公正性模糊等诸多困难。

　　此外，科学评审机构人员编制不足已成为评审扁平化的瓶颈。巨大的评审工作压力很大，干部队伍建设也面临巨大挑战。综合以上问题，建议：

　　二、根据不同研究单位的发展特征，逐步加大质量指标权重，实行“代表作”制度，在综合性评审中引入“同行认可度”和“同行领导力”指标。

　　三、在基金委中设置评审中心，利用项目组织实施费进行支持，并将学术管理人员的薪酬与中科院和京区双一流高校科研管理人员拉平。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加强国家实验室建设打造高水平创新团队

　　在若干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量子信息科技已进入深化发展、快速突破的历史新阶段，迫切需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以实现颠覆性创新技术。2017年5月成立的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按照国家实验室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进行建设，基本完成了国家实验室的组织制度设计和科研、管理架构搭建，初步统筹了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相关创新要素和优势资源，为组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量子创新研究院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取得多项具有国际引领地位的科研进展，为我国在新一轮量子科技革命中掌握战略主动权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尽快启动国家实验室实质性建设刻不容缓。建议：

　　一、应该实行科研业务与监督管理分离的运行机制。在行政管理上，可以参考以往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设立专项办的模式，由国家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国家实验室进行宏观管理；在科研业务上，依托若干重大创新领域最有优势的创新单元，开展国家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制定组建方案，具体负责重大科研任务。

　　二、在重大科研任务实施过程中，要充分依托已形成的科技创新生态，实行以定向择优或定向委托为主、公开择优为辅的项目管理机制。对于组织强度要求较高、优势单位较为集中的任务，采取定向择优或定向委托等方式遴选项目承担单位；对于技术路线暂不明确、需要开展前沿探索的项目，采取公开择优方式；对目标明确、技术路线清晰的项目，采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模式，支持企业牵头组织实施。同时鼓励优秀青年人才承担重大项目任务。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涛：从规律出发，实施基础研究领域人才计划

　　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新时代，培养一支潜心科研的高素质队伍至关重要。建议：

　　一是整合。从人才成长规律出发设立三大类计划，即起步阶段、强化阶段、激励阶段。由一个部门牵头抓总，把分散资源集中起来，搭建一个公平、开放、持续支持的国家级平台。从“一次性奖励”向“长期培养”转变，实现对人才发展全链条支持。

　　二是统筹。建立全国人才项目库，同一水平人才计划原则上只支持一次；改革经费使用思路，起步阶段偏重改善个人生活待遇，强化阶段偏重打造创新团队，激励阶段偏重人才培养和个人奖励。

　　三是加强管理。建立跟踪评估和淘汰制度，打破人才“铁帽子”；在单位支持和待遇保障上应与实际科研贡献和态势挂钩；建立负面清单和退出机制，不达标摘帽的原则上不能再申请同类人才计划；人才称号使用应明确标注执行期，并且有适用范围限制；进一步突出用人主体自主权，评审和引进要更重视用人主体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副主委，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瓶颈

　　作为国之重器的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确实存在着诸多短板和“卡脖子”瓶颈。要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关键在于加强需求驱动的基础研究。要在短期内有所突破，需要充分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构建包含创新链和创新要素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议：

　　一、系统分析“卡脖子”领域的关键节点。针对重点技术，组织需求侧和供给侧各领域专家，对创新链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工程应用进行系统性分析，寻找关键理论和核心技术瓶颈，归并到相应前沿尖端领域，凝练成目标明确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二、构建需求驱动的协同创新链。针对阻碍发展的关键节点，优化技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同创新。在基础研究领域，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制定国家基础研究指导战略，集中突破关键基础理论；在技术创新领域，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需求为导向，发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优势，借鉴军工和高铁研发经验，瞄准重点领域协同创新；在工程应用领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引导技术需求侧企业制定并参加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及产业化整体创新链的无缝衔接。

　　三、集聚优势创新要素协同创新。充分研究创新案例，总结规律，针对不同主体需求对人、财、物等资源优化配置，激发单位和人员创新积极性。按照各领域及产业链上下游均衡发展要求，建立分级评估体系，探索以代表性成果、标志性成就和原创性贡献为主要内容的科研评价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副主委，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孟安明：加强基础研究数据和资源平台统筹建设与共享

　　科技文献库、数据库、资源库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平台。进入21世纪后，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科技文献、数据、资源都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如何收集和储存海量信息和资源使其有效共享，已成为全世界科技界重大挑战和艰巨任务。我国已建有一些文献库、数据库、资源库，但还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数据烟囱”林立、“资源孤岛”无数，大多是“自留地”。二、重建设、轻维护、不开放、少服务或无服务，变“僵尸”。三、小规模、低水平、创新少或无创新，没法用或不好用。四、法律不健全，政府管理缺位。因此，有两个问题，想跟科技部领导交流一下：

　　一、对数据资源共享的立法有没有规划，进度怎么样？有没有考虑形成国家级中心、平台或数据库、资源库，统一数据收集和储存标准，明确知识产权，开放共享，严禁将其作为依托部门或单位的“私产”。

　　二、是否有稳定滚动资助国家级资源库、数据库的计划和方案？希望能建立稳定机制予以保障。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倡导求真务实学风

　　在发达国家，科研人员诚信问题直接危及其学术生命。最近一段时间买球官方手机app，哈佛大学公布的前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关于心脏干细胞研究论文造假处置方式值得借鉴。虽然这位教授主任已离职多年，但哈佛大学依然“动真格清理门户”高调处理，果断撤销31篇论文、追缴研究经费等，其校方学术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我国，大家对学术不端严重性认识不够，严肃处理学术不端应引起重视。建议：

　　一、建立健全系统化的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由科技部牵头成立专门学术诚信监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学术不端自查。整合科技部、教育部、农业部等科研项目管理机构项目申请数据库系统，加大查重力度，利用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项目申请过程中申请书抄袭和履历作假等行为。对严重学术不端的调查，要由本人所在单位、科研项目资助机构、外部专家等共同参与。一经查实，所在单位要给出处理意见并进行公示。对于处罚措施明显较轻或不当的单位，也要有惩戒机制。

　　二、加快科研诚信立法进程，出台专项法规。要就科研诚信专门立法，还要完善《科学技术进步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法律法规可操作性。

　　三、大力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倡导求真务实学风。将“诚信教育”作为从小学到大学必修内容，特别应加强对大学生、研究生及青年科技工作者科研诚信教育，进一步倡导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学风和态度。利用网络加强警示教育，开展全国性“科研诚信教育活动”宣传。

　　全国政协委员，“Hong Kong X”科技创业平台和创科香港公益基金会主席，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推动民间力量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民间资金等力量在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还有很多空间。有几个想法，一是能够鼓励更多的民间资金捐赠科研院所高校，支持科研发展；二是成立独立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专门学科的科研；三是鼓励风险资本支持科技类企业在发展阶段从容布局基础科学研究、参与国家科研，让基础科研的投入对企业、行业带来长远经济收益和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四是鼓励民间设立各类基础科学大奖。提两个问题：

　　一、民间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还有很大空间，能否从捐赠意愿和税收激励两方面加以促进和保护？捐赠意愿是通过更多社会宣传和表彰捐赠者等形式，通过官方支持，进一步提高个人捐赠科研院校、支持基础研究的捐赠意愿，这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希望跟科技部、财政部和教育部交流一下。

　　二、能不能更好促进基础科研创新，更多考虑多元化科研主体参与研发，鼓励和支持由民间，或由民间和政府共同发起成立非营利的专门研究机构并放宽一些限制条件？想与科技部和财政部交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张德兴：怎样让科学家把冷板凳坐热？

　　国家拥有一支心无旁骛、潜心研究的战略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是产生引领科学前沿的顶尖人才团队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是破解“卡脖子”问题的重要保障。科研人员都知道科研本身是很艰辛的，要坐“冷板凳”。可为什么很多人坐不住就起来了呢？因为有项目、收入等后顾之忧，无法安心继续研究，同时也浪费科学家的时间精力，导致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甚至造成科研道德败坏。当前形势下，最关键的着力点是消除烦扰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使学术界恢复应有平静，使科研人员回归初心。为此提两个问题，与科技部、财政部交流。

　　一、是否可以在对“人”的稳定支持上打通“最后一公里”？保障维持核心研究连续性的基本经费和科学家及其核心团队的薪酬，让科学家真正没有“断电”的后顾之忧。

　　二、能否明确规定项目数量、类型和经费数量与待遇脱钩？从而引导科研人员真正把心思用在仰望星空、探索科学上。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分析中心主任李景虹：如何改进基础学科人才选拔和培养

　　基础学科的长远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理工科人才和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然而在一些省份实行高考改革以来，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以某省为例，物理选考人数从2017年的8.9万人减到2018年的7.4万人。在文理分科时代，该省选择理科的学生占比约为65%，新高考改革后选择理科的学生仅40%。不仅理科选考人数少，高中课程教学难度也大幅降低。高考改革带来的新问题让考生、家长、中学老师、高校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非常焦虑。希望借此机会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和谨慎决策。提两个问题，与教育部领导交流：

　　一、如何避免学生对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不愿意学、不愿意考？在高考改革中有没有这方面制度设计？

　　二、面对“卡脖子”技术瓶颈，怎样强调基础课程和基础学科的重要位置，才能避免人才培养和储备的空心化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光力：如何更有效发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作用

　　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先后批准在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要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吸引、培养、凝聚大批优秀人才，不断研究出重大原创科技成果，将其有效转化为产业技术，带动高新产业发展。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现有三个大科学装置，即全超导托卡马克、同步辐射加速器及稳态强磁场装置，即将建设第四个大科学装置。利用大科学装置集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在能源、信息、环境、健康四大领域产出丰富科研成果。为更有效发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作用，提两个问题，请科技部、基金委领导解答。

　　二是对鼓励支持基础研究成果开发和利用，尽快向原始创新能力转化有什么新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已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依然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不足，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和团队匮乏，投入不足且结构不合理，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科研科技环境需进一步优化。按照中央精神部署，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坚持战略导向、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重点做好以下5方面工作：

　　大力改进学风作风。引导科技界自觉弘扬科技报国的光荣传统和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

　　优化和完善评价制度。推进对自由探索类和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的分类评价。推行对科研人员和团队的代表作评价。改革完善项目形成机制，精简管理流程。

　　建立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继续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通过联合基金、慈善捐赠等方式推动社会力量支持。鼓励和支持地方加大投入。

　　加强实验室建设。按照中央要求，建立组建国家实验室，形成国家创新体系核心和龙头。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

　　全面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提高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水平。推动财政投入形成的科学数据和基础资源开放共享。

　　提升科研基础方法手段水平。推进科研用高端检测工具、实验试剂、专用软件等研发、应用和产业化。

　　自然科学基金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引导科学家将源头创新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

　　在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中全面加强基础研究任务部署。在基础前沿领域强化支持未来变革性技术的前沿和交叉研究，强化支持有望产生变革性技术的前沿和交叉研究。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在一些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全链条一体化部署。围绕重大原创方向组织实施一批长期支持项目。

　　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和技术创新骨干承担长期项目。发挥平台和基地聚集作用，支持组建一批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重视高水平实验技术人才和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人才培养。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基础研究评价评估活动国际化。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开放力度。深化与科技大国和关键小国基础研究合作。

　　下一步将认真研究政协委员建议，扎实工作，努力开创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谢谢李景虹委员的问题。在高考改革制度设计方面，如何避免学生对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不愿意学不愿意考，教育部和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上海、浙江实施的高考综合改革总体进展符合预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指导试点省份来完善相关工作。例如：建立科目引导机制，指导高校对高中学习科目要求较高的专业提出限定性选考要求，比如理工科专业一般应选考物理，可起到一定积极引导作用，但还要继续实践，逐步完善。现在，一些大学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因为基础学科比较难，也不要求每个人都具有高水平，因此我们重点选择了一些学校和领域进行重点加强，几年来已经培养了近万名学生，今后还要继续深化。另外在“双一流”建设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基础学科的支持，在评价指标方面注重加强引导，防止高校出现评价标准赶时髦的现象。

　　张德兴委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在对人的稳定支持上打通最后一公里，保障维持核心研究连续性的基本经费和科学家及其核心团队的基本工资待遇？这个问题我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对科研机构稳定支持的问题。对核心研究的支持体现持续性，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对机构的稳定支持。这几年国家财政对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在逐步提高，现在已经与竞争性支持经费接近5：5的比例。二是科研人员的待遇问题。这其实是个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目前科研机构、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并没有分行业建立工资制度体系。事业单位里科研人员的收入具体怎么分配，跟工资制度有关。但能够明确的是，科技项目经费主要解决科技项目的问题，真正要解决人的收入，必须要从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做起。

　　关于科研捐赠的免税制度，不论是企业捐赠还是个人捐赠，国家都有相关的减免政策。而且在这个政策以外，比如说对高校的捐赠，还有一定的配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相关政策落实工作。

　　非常感谢政协长期关注基础研究，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在深化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对基础研究的决策部署，基本原则是要尊重科学规律、符合发展逻辑。改革得到科技界广泛支持，但确实面临不少困难。听了各位委员的发言和讨论，很受启发，我们会在落实改革过程中认真考虑。针对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作如下回应。

　　一是关于各类科技计划的定位和分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是资助科研工作者解决科学问题，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培养人才和团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支撑。作为中央财政五大科技计划之一，科学基金注重与其他类科技计划有效对接。

　　二是基础研究投入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相对较低，应该更多引导多元投入。为此，自然科学基金委对联合基金进行改革，严格按照比例（和企业1∶4、和地方政府1∶3、和行业部门1∶2）设立联合基金。另一方面，在财政持续增加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情况下，改革中特别考虑了如何提高投入效率的问题。

　　三是关于科学精神、科研诚信和学术生态建设。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在未来资助工作中特别注意加强引导，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创造良好学术生态的独特作用。

　　四是关于“人才帽子”和人才队伍问题。一方面，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了《关于避免人才项目异化使用的公开信》，对科学基金人才类项目被异化作出郑重声明，引导科技界破除人才“帽子化”“利益化”倾向。另一方面，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避免人才类项目的重复支持。

　　五是关于数据、平台和基地建设。自然科学基金委主要以项目资助的形式，通过竞争择优对其进行支持。注册为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的各类科研平台、基地可按照项目指南要求申请项目。

　　非常高兴列席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十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听取“强化基础研究促进重大原始创新”的有关发言后，我感到我国基础研究仍然较弱，是制约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建设科技强国的瓶颈，因此，由国家主导，加强和促进基础研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建议：加强基础研究人员队伍建设及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发挥潜能至关重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科技评价标准体系是当务之急。重点支持有重大应用前景及良好基础的领域推进原始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引领科技强国发展。

　　本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开得非常成功，委员和部委领导发表观点、提出建议不绕弯子，直奔主题，各抒己见；政协机关给委员提供了良好会议条件，让委员感受到政协大家庭的温暖。我认为：营造良好科研生态环境，让科研回归本质至关重要。科研工作的目的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利用对世界的认知来促进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不能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割裂开来，要站在科研活动的全过程和整体高度来考虑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如何合理高效分配和利用科技资源、如何加强对科技工作协调组织和宏观指导，都是当前科技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要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强化基础研究促进重大原始创新任重道远。12月7日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对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协商，委员和部委领导旁征博引、抽丝剥茧，会议生动热烈。把握规律、做好前瞻布置以及人才培养工作，为科技人员提供适合发展的土壤，建立尊重科技的社会环境及支持基础研究的科技文化氛围，将有利于推动我国基础研究长期稳定发展。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建议建立科学家诚信联盟，倡导学术诚信和公平，规范行使学术权力。严谨求实的科技创新环境的形成，不仅要依靠制度和机制，也要依靠科研工作者的道德和自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动物资源研究所实验动物质量检测室主任岳秉飞：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日益受到重视，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充分体现国家对基础研究和创新的重视。我国基础研究存在问题有：科技经费投入比例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偏少；缺乏科学评价机制；缺乏全社会鼓励科技创新氛围。建议：一、调整研究经费比例，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二、设立探索性资助专项，自由申报、专家评审、柔性考核。对有突破苗头的原始创新项目，应持续资助，久久为功。三、狠抓国务院两个文件落实。在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创新主体强化落实，形成具体措施。同时规范经费使用管理。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多方位多角度培养青年创新人才，吸纳海外人才回归，营造创新发展环境。五、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全社会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良好风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徐凤芹：

　　中医药学是我国独有的医学科学，具有丰富的原创思想。但目前，我国中医药基础研究缺乏更多重大原始创新成果，能提升中医药学科原始创新能力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缺乏。建议：一、依托中医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中医药、针灸、中西医结合等基础研究领域部署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二、建立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中医药理论及临床研究体系。强化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特别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三、不断壮大中医药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打造优秀创新团队，培育原始创新领军人物。建立适合中医药发展需求的人才激励和培养机制，在重视发挥中老年杰出科学家指导作用同时，使优秀青年能够脱颖而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朊病毒室主任董小平：

　　“强化基础研究促进重大原始创新”非常重要，影响深远。建议：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应注重鼓励和容忍以“兴趣”为导向的科学家和其科研工作。二是应在人才队伍建设中注重“国际化”，眼光不仅瞄准中国人，也要向国际人才开放。三是进一步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评比、汇报等，让科学家真正回归科学研究。